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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先贤与人相处之道的六条“公约”

2015/4/13 11:49:03 本站原创 佚名 【字体:  
古代先贤与人相处之道的六条“公约”

己与人——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是与人相处的底线
   “温良恭俭让”,这是子贡对老师孔子个性气质的描述,后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基本民族性格和气质。这种整体气质,体现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、深厚文化积淀的古老民族的文明和教养,也体现出一个民族深沉的内涵和深藏的力量。这种力量,淡定、含蓄、强大而不张扬,坚韧而不尖锐,恒久而不保守,稳定而不顽固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出这样一种伟大的民族气质,实在珍贵,我们不能只用几十年的时间,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放弃,毁掉这样的气质。今天网络和现实中到处可见的暴戾之气、泼妇街骂、流氓街斗、泼皮腔调,甚至大学教授、专家学者也不能免,实在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的文化耻辱。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争端,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争论,野蛮不是力量,文明才是力量;暴力不是力量,正义才是力量。
耻与勇——缺少羞耻感的社会也一定是缺少正义感的社会
    孔子和孟子都特别强调人的“耻感”,都特别斥责“无耻”。孟子说:“无耻之耻,无耻矣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就是说,一个人一旦无耻——简直没有比它更可耻了!孟子接着说:“耻之于人大矣……不耻不若人,何若人有?”耻感对于人来说,太重要了!不以不如别人为耻,他怎么会奋起直追,赶上别人呢?可见,无耻之人,就会失去道德上的自我反省,从而永远甘居下流而不以为耻。这就是“知耻”和“勇敢”的内在逻辑联系。
尊重与自重——尊重他人并努力赢得他人的尊重
   不少网络媒体发表的文章,不讲逻辑,不讲道理,只有情绪的宣泄和对对方的毫无学理意义的冷嘲热讽。这种文风与“文革”文风有着明显的血脉关系,但可悲的是,这类文章却最为受众叫好,因为有一部分受众,只需要情绪的宣泄。这是一个宣泄的时代。但是,一个大国,非理性的作者和非理性的受众甚嚣尘上,是危险的。因为,大国力量的最终体现,乃是国民的强大,而国民强大的最终体现,不是国民的暴力,而是国民的思想能力。
争与让——分清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
    君子之争有两个内涵:一、君子所争之物:是非;二、君子之争的手段:规则。在今日市场经济时代,争正当的利,就是君子,争不正当的利,就是小人;用正当的手段争,就是君子,用不正当的手段争,就是小人。所以,君子争是非,并不是说君子不争利,利与是非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东西,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,而是互相包含的关系,君子争利,就是争利中的是非。比如,国家人民之利,就为“是”,贪官污吏奸商之利,就是“非”。有人说,儒家文化不适应竞争年代,这是误解,儒家是为竞争制定规则。
恕与责——违背公德要最大苛责,私人领域要最大宽容
    要分清公德和私德,要分清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,要分清知识问题还是价值问题。就是说,公德问题、价值问题,不能含糊,公共生活领域,不能含糊,对违背公德的行为,对在公共生活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和事,对缺少良知、唐突价值的人,必须严肃以待。但是,在私人生活领域,对一个人的私德,对于一个人知识上的不足或认知能力上的缺陷,则应该予以最大程度的宽容。
德与怨——“以直报怨”才能促进道德风气
    孔子提出了“以直报怨”的观点,就是用公正来对待仇怨。即使是坏人,他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,既不特别宽恕他,更不过分报复他,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。孔子不遗余力地提倡道德,但又不是道德极端主义者。可以说,因为极端道德而惹出的世界灾难,往往反而大于不仁的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。一个人做了坏事理当受惩罚,付出代价,这样才能让人不敢做坏事;一个人做了好事理当有好报,这样才会鼓励人们做好事。社会就应当形成这样的风气和大环境。
修于内形于外:从《礼》看现代礼仪修养
    礼,又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。比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青年男女渴望爱恋是何等炽热,小伙子对心上人的思慕妄想,会彻夜难眠、辗转反侧。但是不管多么渴望,表现出来的求爱行为,仍然是“琴瑟有之”的斯文,乃至男女恋爱成婚,仍然要“钟鼓乐之”的规范,就是必须用礼乐的方式、文明的方式去追求爱情。同时,礼又是一种形式,它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、无声地表达着文明的意义。比如参加晚宴时,同事朋友之间相互敬酒,那些修养深厚、平静谦和的人,往往会把酒杯端得比对方低些,为什么?其实这种现代礼仪,正是传承了《礼记》中说的“夫礼者,自卑而尊人”的思想。通过谦恭地降低自己,以尊高对方。虽然身体不能低,但可以用酒杯代表自己比对方低一些,用来表示对对方的恭敬、尊重。
古代谦词、敬词及雅语有哪些
   中国自古以来就以“礼仪之邦”著称于世,古人大多比较谦虚,所以古人在言谈和文字当中就有很多谦词,现在很多人知其名而不知其意,其实,知道谦词的含义也是蛮有趣的。
   向别人提起自己的妻子,有一个传统的谦称叫“拙荆”。“荆”本为一种落叶灌木的名称,这里指用荆枝做的髻钗。据《列女传》记载,东汉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居家生活俭朴,以荆枝作钗,粗布为裙。后人因以“荆妻”或者“拙荆”谦称自己的妻子。
   僧人、道士以“贫僧”“贫道”自称,不是出家人自叹贫穷。晋、南北朝时,僧人自称“贫道”;唐以后僧人改称“贫僧”,道士谦称“贫道”。这里的“贫”不是指生活的贫穷,而是指学识、道行的不足,是修为不够、功德未满的谦辞。